2025年7月9日
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
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
返回两个多月后
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
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
他们讲述了更多细节
蔡旭哲：从12年到22个月
指令长蔡旭哲时隔仅22个月重返天宫，刷新了我国航天员重返太空用时最短纪录。
蔡旭哲用“太熟悉了”来描述“再来一次”的心情。
“一回到空间站的核心舱，我感觉好像昨天刚走，今天又回来了。”
“很快，但是既熟悉又陌生。”
上一次，蔡旭哲执行神舟十四号任务。这次神舟十九号任务，他要带着两个90后一起执行任务。
面对这个转变，蔡旭哲表示，从“别人带我飞”到“我带别人飞”感触不一样，除了要保证自己飞好，更要带着团队、乘组。
“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漂亮。这个就是指令长的责任，我觉得更重。”
两次飞行任务，蔡旭哲累计完成5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我国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之一。神舟十九号返回后，首次披露了此次任务里的一次意外情况。在进行第一次出舱活动前，乘组临时接到一项任务，前期一次货物出舱安装时，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需要航天员出舱处置。
记者：这个卡滞是怎么回事？
蔡旭哲：它是在货物出舱的载荷适配器，适配器外面应该有两道锁，通过机械臂自动解锁，正常两道锁都可以解锁，但是有一道锁当时推断没有解开。这就造成了解锁解了一半，另外一半还在舱壁上卡着。需要用一个临时的工具，把锁拨开，相当于人工解锁。
在天地密切配合下，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成功处置了舱外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问题。首次出舱活动9小时，不仅再次刷新了我国航天员出舱活动时长纪录，也创造了单次出舱时长世界纪录。
记者：这么长的时间说明什么问题呢？
蔡旭哲：我觉得一是说明航天服工作的可靠性，另外是说明我们是有能力的，在九小时之内工作是没问题的，还证明了我们载人航天科技的成熟与自信。
宋令东：两万米以上
宋令东是神舟十九号乘组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90后”航天员。
对于“分工”，宋令东说对自己定位就是“多干一些”。
但其实“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我们三个配合得特别好。大家都抢着干，没有人去抱怨，更没有人去偷懒。”
2024年10月30日凌晨的出征仪式，神舟十九号乘组阵容中，首次出现“90后”的身影，“神舟家族”的“飞天”接力棒从“60后”“70后”“80后”手中传承到了“90后”一代。
宋令东：我们在问天阁出征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在给我们送行，我觉得太神圣又太沉重了。从小我听见国歌或者是看升国旗，都会特别地激动。小时候看《地道战》等老电影的时候，我都会哭得稀里哗啦。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我参加招飞体检第一次来北京，同学在北京问我想去哪逛逛，我说我哪也不去，我就去天安门，我要看升旗。我在长安街待了一晚上，从国旗护卫队出来到国旗升到最高点，我全程都在哭。
记者：为什么？
宋令东：不知道，我当时就想要能当个兵多好，我觉得我很幸运。
2025年3月21日，神舟十九号乘组进行第三次出舱活动，这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19次出舱活动，这次出舱任务具有出舱设备多、设备尺寸大、安装点位多的特点。其中一个L形操作台，高度超过两米，这样的大家伙，一旦在传递过程中发散到错误的方向，让其重回正轨就需要很多额外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碰撞的危险。
宋令东：我就在舱里利用准备时间反反复复地想，这个动作非常考验对设备的把控能力，包括对姿态的掌握。我感觉就像是第一次抱我儿子一样。
记者：轻了不是，重了不是。
宋令东：对，也不敢撒手，一点一点地哄着把它哄出来，就控制在这个姿态。
在远离地球的中国空间站里，除了三名航天员，还存在另一种生命。2024年11月，果蝇实验样本搭载天舟八号升空，开启名为“空间亚磁果蝇生物效应及分子机制”的实验，主要由宋令东操作。
记者：它运上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
宋令东：很活跃，很鲜活。
记者：它去的是成虫还是虫卵？
宋令东：有成虫也有卵。上天了以后把活体的果蝇抽出来，转移到新鲜的营养盒里面，这个果蝇就开始在轨繁殖，重新培育出来新的果蝇，相当于第一代果蝇。这一代果蝇我们继续培养，一个在地磁环境，一个在亚磁环境，再让它去产卵，产到第二代卵，它就是完全在轨产生的生命。
果蝇基因与人类具有高度相似性，是百年生物学研究的明星物种，在太空繁育果蝇，目的是在太空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观察果蝇的行为以及分析各种生化指标以及基因层面的变化，实验结果将为人类太空长期生存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数据参照。在历经几个月的在轨培育后，果蝇成功完成三代繁育。实验结束后，宋令东要对样本进行冻存。
宋令东：因为最后要对果蝇要做灭活处理，所以当时还挺舍不得的。把它从一个卵培养成一个生命，再让它产生了下一代，我们聊天的时候也开玩笑地说要不要留一点，还是很舍不得的。
在中国空间站，有一片科研人员与航天员们共同呵护的太空菜园。183天的太空生活中，宋令东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
记者：你为什么选的是这个？
宋令东：因为我小时候种过红薯。
记者：这个经验在天上复制的时候奇妙吗？
宋令东：奇妙。有一次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我在种红薯好像浇水浇得有点多了，我妈告诉我，前期红薯浇的水越多，后期果子可能长得就越好。
王浩泽：从造火箭到坐火箭
同为“90后”的王浩泽，是我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
从旁观者到亲历者，她眼中“航天员”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王浩泽表示，这三个字代表的是英勇无畏，忠诚奉献。
“在我飞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把我的一切，甚至把我的生命付出给我事业的准备。”
“就是这样我才能够无所顾忌地去飞，我不怕。”王浩泽说，“我们大队一进门几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我们每天都看着，最终都是在为祖国做事。祖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高于我们个人。”
2020年9月，经过层层选拔，王浩泽成功入选第三批航天员。工程师出身的她此前没有过飞行经验，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对她而言是全新的挑战。
记者：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经过最大的难是什么？
王浩泽：最难的还是舱外服的训练。女性的身高，臂长，都比男性短一些。穿上服装之后可能很多地方就够不到，女性的力气也没有男性那么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不能说因为我是女性我就放弃了。我虽然女性航天员，但是归根结底，首先我是航天员，只要是别的航天员能做到的，我就必须能做到。
航天服的刚性结构和内部的气压阻力让航天员的举手投足都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下，完成看似轻巧的精细动作反而成为巨大的挑战，比如，将软管束的接头插入直径仅约1厘米的插孔。
王浩泽：女性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没有那么高的身高、臂长，但是可以用智慧和巧劲实现任务。我记得第一次跟宋令东组队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插软管束比较困难。当时我一下就插上了，宋令东惊呆了，他说你怎么插得这么快，比有一些男同志插得还好。这就是我们训练的结果，也是自己摸索的结果，女性航天员训练其实是有自己的特点。
神舟十九号乘组的任务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新实验、新项目。针对新实验，他们和科研人员沟通交流，反复推演实验的每个环节，提高实验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确保实验能在太空顺利开展。
记者：日常实验你最喜欢做哪个？
王浩泽：我最喜欢做脑电。我觉得很自豪，这个很重要，我为脑电实验贡献了女性的数据，它的数据更完整了，我也很幸福，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返回地球后，王浩泽时常仰望天空，寻找那个曾居住183天的中国空间站的踪迹。
王浩泽：我们还会在地面上观测空间站，看空间站过去我们还跟他们打招呼。
记者：你在空间站，会找自己家的地方吗？
王浩泽：必须会找。每一次看到祖国，我们三个都会相互通知。看到祖国跟看到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特别地激动雀跃，而且特别亲切，这是我的祖国，这是我的家。
王浩泽：地面上是自己的家，天上也是我们的家。自从经历了这次飞行，我更觉得空间站这么复杂的系统，这么多的实验，飞行有这么多人的保障。天上的空间站不仅仅是航天员的家，它是千千万万航天科技工作者，共同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