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一种叫“烟卡”的游戏在中小学生群体中风靡。“烟卡”是指由废弃烟盒剪下来的方形烟标卡片，孩子们将其放在地上轮流拍，谁能将对方的“烟卡”拍翻面，就能赢得对方的“烟卡”。这一现象引起了各方重视，11月26日，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在北京召开防控“烟卡”专家媒体沟通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硏究员刘芳丽在分析“烟卡”流行的心理行为因素和对“烟卡”的疏导应对措施时指出，“烟卡”的流行是一些教育方面问题的反映。
有专家认为，“烟卡”是一种烟草广告，未成年人通过“烟卡”过早接触烟草商标，可能带来尝试吸烟的心理暗示。目前的执法难点是，烟草广告的界定不够清晰，需要相关法律解释。同时，控烟界呼吁在烟盒上印制大幅图形健康警示并推行平装包装。
学生痴迷“烟卡”如何干预？
开展替代活动 消解与“社交神器”等的文化捆绑
刘芳丽指出，爱玩是孩子的天性，“烟卡”首先是一种游戏，作为游戏本身没有太大的危害，但超过一个度、没有正向引导的游戏有其危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烟卡’。”刘芳丽指出，从集邮、集电话卡、拍洋画到拍“烟卡”，都源于人的“喜物”情结，源于人满足好奇心的本能。同时这些“物”又被赋予了文化、艺术、流通、货币等价值。
刘芳丽进一步指出，这种游戏的出现源于社交的需要，“烟卡”成为“社交名片”，更成为一种身份认同。拥有越稀缺、价格越高的“烟卡”，在游戏中能显示出更高的身份，这使孩子们产生了攀比心、虚荣心，引发“成瘾”。刘芳丽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成人社会规则的映射，因此需要正确的引导。
这一现象是否需要强力干预？刘芳丽引述北大六院心理专家的观点指出，一种现象或者一种行为是否需要干预，首先可以看在临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人出现。现在比较可喜的是，还没有出现因为沉迷“烟卡”而需要心理医生介入的情况。而采访的一些小朋友，他们认为大人“过度紧张”，“萝卜刀”“烟卡”可能都是一阵风。但是，如果玩“烟卡”确实达到了沉迷的状态，需要及时提供心理疏导和支持。
刘芳丽强调，要疏堵结合，而且疏胜于堵。家长和教师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至少要保证在孩子面前不抽烟、不买烟。要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开展替代的活动，家长、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发明替代性游戏，保留“烟卡”游戏的规则，但选用的替代性物品不要和烟草、金钱、地位等社会属性相挂钩。
从健康教育的角度，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传播部研究员靳雪征也表示，需要进一步加强正面引导，将控烟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青少年控烟意识。在开展控烟健康教育时，既要包含事实性信息，展示烟草制品的强成瘾性和健康危害，尤其需要强调青少年群体关注的健康影响问题，比如造成学习障碍、影响运动表现、加速皮肤老化等，以提高青少年针对烟草威胁的感知；同时更要重视价值性信息，消解烟草制品与“身份地位、社交神器”等的文化捆绑。
如何进一步降低烟盒吸引力？
明确烟草广告定义，印制大幅图形健康警示
参会的多数专家认为，“烟卡”就是一种烟草广告。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认为，生产、展示、销售“烟卡”，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广告法。如果仿制、展示、销售“烟卡”，则违反商标法和烟草专卖法。
关于目前的执法难点，王振宇指出，烟草广告的界定不够清晰。随着广告法的颁布实施，《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废止，什么是烟草广告，什么是变相广告，虽然可以推演，但仍需要有权解释。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李可薇建议，尽快制定广告法实施细则或就烟草广告管理发布具体监管措施，按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相关定义明确烟草广告的定义，为进一步监管“烟卡”提供法律依据。
此外，“烟卡”的流行再次让控烟界呼吁我国在烟盒上印制大幅图形健康警示并推行平装包装，以降低烟盒的吸引力。李可薇指出，烟盒包装是烟草行业的重要广告途径。而在烟盒上印制大幅、清晰的图形健康警示，是目前全球推广速度最快、效果最好的控烟措施之一。已有超过103个国家采用了达到世卫组织最佳做法水平的烟盒图形警示，覆盖45亿人口。
平装包装则只使用统一的颜色和字体显示品牌名称和产品名称，限制或禁止使用其他标识、颜色、品牌形象或推销文字。“只能出现样式统一的文字商标，烟盒看起来几乎都长得一样。”绝大部分采取平装包装的国家都要求烟盒背景采用潘通448C色号（一种泥棕绿色）这一“最丑”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