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普查员正在对岩画展开探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云/摄
“考古有时就是研究古人的‘垃圾’。”在海拔超过4400米、劲风吹拂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玛不错遗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夏格旺堆说。
玛不错遗址地处喜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不久前入选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世界范围内认识和理解高原人类适应演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探究早期人类“极地”生存的样本。
日前，记者跟随“雪域瑰宝映文华”西藏文物保护利用成果主题宣传活动深入青藏高原腹地，探寻早期人类生活遗迹。桑达隆果墓地、温江多遗址、玛不错遗址……西藏考古事业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不仅填补了高原地区跨区域文化交流研究的诸多空白，也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垃圾”中窥见早期人类文明
人类何时踏上高原？又如何在这片“世界屋脊”生存？数千年前，生活在玛不错湖岸旁的先民，不经意间留下的生活“垃圾”，如今，成为我们探秘早期人类生活图景的“物证”。
“过去很多人认为高原上的人群不常吃鱼，但我们的考古发现实证，距今4000多年前的高原先民已经利用湖泊资源，通过渔猎在高海拔地区生存。”夏格旺堆介绍，正是通过对区域中发现的鱼骨头、碎陶片、烧过的木炭等先民们的“垃圾”，进行多学科检测分析，发现了迄今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玛不错遗址。
“玛不错遗址从来不是一座孤岛。”夏格旺堆说，通过遗址中发现的高海拔地区难种植的粟和黍的种子，以及红玉髓、象牙、滑石珠等外来遗存，推测4000年前玛不错区域已经与周边地区构建起广泛通畅的贸易流通网络。
该遗址第一期晚段至第四期遗存距今4500年至2000年。碳十四测年显示，不同发掘区地层可建立起连续的年代序列，不同时期聚落布局均为早期人类有意识规划的呈现。
玛不错聚落演变的清晰脉络，不仅填补了高海拔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也揭示了人类在海拔4400米以上生态位活动的高原适应性、复杂性和连续性，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提供了独特而珍贵的高原视角。
夏格旺堆在玛不错遗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云/摄
行走在“无人区”的女子普查队
“作为一名那曲人，通过参与‘四普’工作，才发现自己家乡的文物原来那么丰富。”1998年出生的拉姆西措，是羌塘女子普查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名队员。
这支由5名藏族女孩组成的普查队，肩负着那曲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任，自2024年成立以来，已经走遍了那曲市11个县（区）。
高寒缺氧、长时间爬山、阴晴不定的天气……在平均海拔超4500米的那曲市，有时队员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以上，晚上来不及返程，就只能借宿牧民家里，用睡袋抵御低温。
“有一次我们冒雨工作了6个小时，雷电就在头顶轰鸣，当时只想着尽快查看完这个文物点，事后才意识到携带的仪器有引雷风险，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队长次仁曲措说。
那曲市地广人稀，普查队有时一出发，三四个月无法回到市区，汽车的后备箱总是装得满满当当。除了必备的睡袋，队员们的行李箱中仅备四五套换洗衣物，外套有时一穿就是20多天，车上更多空间留给了RTK（实时动态测量）测量仪、无人机等工作器材。“有次出去了将近4个月，走了4个县，普查了300多处文物点。”次仁曲措回忆。
由于一些文物点在人迹罕至、狗熊常出没的山洞中，到达山洞附近先鸣笛驱赶，成了大家的习惯，钻山洞也是这几名女队员的必备技能。
在一次岩画探查时，几名队员钻入洞穴，在岩壁上发现了“车轮”图案的岩画。队员们回去向专家求证后发现，过去在以游牧为主的青藏高原上，较少出现车轮，这幅岩画或许能够印证早期的民族交往。
白天在户外普查文物点，晚上在住宿点整理资料，无人区的长途跋涉与高强度工作，并未降低队员们的工作热情。“这次文物普查，不仅掌握了那曲市文物点的现状，更让我这个本地人在探寻先民遗迹时，感受到了历史与时间。”次仁曲措说。
35.3万平方公里，那曲的辽阔，让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也难窥其全貌。“如果没有‘四普’，我可能不会走遍那曲所有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次仁曲措说，“人们常把那曲与无人区联系在一起，认为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但这次走下来，我觉得其实所谓的‘无人区’，或许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
截至目前，羌塘女子普查队完成了8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点的实地普查工作，其中包含新发现文物点460余处。
羌塘女子普查队的3名成员在那曲市帕日墙日墓地进行文物探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云/摄
文物保护正在进行时
文物普查之外，如何对文物进行科学的修复与保护，将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是摆在文物工作者面前的另一大挑战。
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贝叶经”，是世界古文献中最珍贵的原始资料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布达拉宫是中国现存梵文贝叶经最多的地方，共465函，约29380叶。由于材质特殊，贝叶经的保护修复是公认的难题，国内外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布达拉宫古籍文献（贝叶经）保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实验性探索。
纤维脱层起翘、虫蛀、污损……“每一叶贝叶的病害程度都不同，所需粘结剂的浓稠度、配比都需‘量身定制’。粘结剂的研究使用是修复工作的一大难点，往往需要进行大量试验。”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保管科工作人员冷本凯说，他已经专注贝叶经粘结剂研究3年。“我们既要确保修复后能长期保存，不开裂、不招虫，更要保证对文物本体没有伤害。能让后代完整地看到祖先留下的瑰宝，了解其中的历史，这是功在千秋的事。”
“目前我们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保管科工作人员旦绕介绍，布达拉宫管理处不仅开发了以传统藏药材为主的植物性贝叶经修复材料，还研制了藏文经书OCR（光学字符识别）识别系统。经书文字可通过数字化扫描，被提取并转化为可检索的电子文本。“未来在OCR识别系统里就能直接查找经文内容，无须频繁翻阅原本，能更好地保护文物。”
文物保护的紧迫性，在今年1月7日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发生的6.8级地震中也得到印证。“如果没矫正，地震时大殿中央的那根柱子很有可能会倒。”萨迦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索朗扎西，如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也是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见证。1247年，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蒙古皇子阔端举行“凉州会盟”。会盟后萨迦班智达向西藏僧俗发表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促使西藏各地方势力归顺元朝中央政府。
索朗扎西坦言，此前萨迦南寺大殿中有根柱子有些倾斜，2024年6月完工的萨迦南寺大雄宝殿立柱矫正加固工程，帮萨迦南寺在地震中逃过一劫。
从文物普查到文物保护修复，西藏的文物工作者正以考古发现实证文明交流，用科学保护延续文化根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云
